上一章说的是人与人，接下来是所有人与所有人——社会怎么办。前面凡是说到“这件事个人无解，得靠制度”的地方，账都记在了这里，现在到了结账的时候。
问题的根，要从一件太熟悉以至于看不见的事说起。几千年来，社会把一个人算进去的办法，其实只有一种：出力。种地的分粮，做工的领薪，当兵的吃饷——形式千变万化，底下是同一份契约：贡献换分配，你对别人有用，所以你有一份。这份契约深入人心到什么程度呢？深到我们从不觉得它是一种安排，只觉得天经地义。而这本书的上卷用十六章说明的，正是这份契约在失效——不是有谁毁约，是“贡献”那一半在蒸发：当机器把绝大多数事情做得又快又好，多数人的有用，就不再被需要了。于是一个文明级别的问题来了：贡献换分配断了之后，社会拿什么把人重新算进去？拆开来是两个问题：钱，从哪条管道流到普通人手里；权，凭什么还留在普通人手里。先说钱，后说权。
凭什么分给你
新的分配，先得有个说法：凭什么分给你？这个“凭什么”比“分多少”更根本，因为它决定领钱的人是抬着头，还是低着头。数下来，候选的说法有三种。
第一种是赡养的说法：你没用了，但社会不忍心，养着你。眼下流行的全民基本收入，不论包装得多么体面，底色多半是这一种。它的毛病，谈财富的时候已经说过：领受的人永远欠着一个解释——我凭什么白拿？这个问题自己答不出，别人也会替他问；天天被这么问的人，腰是直不起来的。第二种是公民的说法：因为你是这个国家的人，所以有你一份。这比赡养体面，可是只要追问一句，它就站不稳了：为什么“是公民”就有资格分享机器的产出？机器并不是公民造的。这一问答不上来，公民的分红吵着吵着，就会退回赡养的老路。
第三种说法不必外求，它是这本书自己的论证走到这里，自然结出的果子。前面谈语言时说过，大语言模型的全部本事，是从人类几千年写下的文字里学来的；谈美时也说过，它吃尽了整部美术史与音乐史。把这两个结论放在一起，往前走一步，答案就到了眼前：人工智能的能力，追到源头，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。每一个模型的原料，是无数逝者与生者留下的语言、知识与判断；这份原料，没有任何公司付过钱——也没法付：上哪儿去给李白结稿费，给上一辈人写下的家信付版权费呢？债主是整个文明，这笔账没法一个一个地结。可是没法单独结，不等于不必结；正因为无法单独结清，才应当共同分享。所以，全民分享人工智能的红利，凭的不是怜悯，不是身份，是一个最硬的理由：这里面本来就有每个人的份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生而是人类文明这份遗产的继承人；人工智能的分红，不是救济金，是遗产的利息。
有人会说，这不过是换了个说法，钱还是那笔钱。其实不然。说法不同，事情就整个不同了，因为它一举解开三个结。第一个结是尊严。世上没有人去问一个继承了祖屋的人“你配吗”：继承人不需要证明自己有用，他只需要是他。同一笔钱，按救济发下去，领的人低着头；按继承发下去，领的人抬着头。第二个结是正当性。这笔钱不从任何人手里剥夺——分的是所有人的积淀所生的利息，只是一笔从来没有人算过的老账，终于开始算了。第三个结最容易被忽略：继承自带义务。继承了老宅的人，自然担起修缮与传承的本分；继承了文明的人也一样。分红时代的公民该尽什么义务，从感恩里挤不出答案，从继承里，答案是现成的：守护它，增益它，传下去。
当然，反驳会来，而且是聪明的反驳。模型公司可以说：原料是免费的，提炼才值钱——面包师用了小麦，难道要给一万年前驯化小麦的先民分成吗？这个反驳值得认真对待。驯化小麦的功劳确实无法分成了：太久远，追不到人。可是细想一层，这恰恰印证了道理，而不是推翻了道理——凡是进入公共领域的老智慧，它所生的利益本来就该回到公共；小麦的账太散太远，收不起来，只好作罢。模型的账不一样：它对人类积淀的依赖是整体的，可以证明的，而且正在进行——它今天还在读我们写下的东西。吃全人类的饭，分全人类的红，这笔账朴素得不需要经济学。
一支所有人的基金
继承的说法要变成实事，得有制度的肉身。设想是这样的：设立全民基金，持有人工智能核心设施的股份——模型、算力、关键平台，按法定比例注入，如同产油国向油田收取资源权益，理由已经讲过：开采的是全民的矿。每个公民从出生起自动持有一份，不可转让，不可抵押，按季分红。
它与全民基本收入有三处硬的不同。其一，钱从资产来，不从财政来：不走税，不占预算，不随政府换届摇摆，也落不下“纳税人养闲人”的口实——没有谁在养谁，是每个人的股份在生息。其二，人人是股东，不是受助者：继承的语法，就写在制度的形式里。其三，分红与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挂钩：机器越强，分红越多。第三条做成的事情最大。今天，普通人看到“模型又升级了”的新闻，心里先是一紧：饭碗还在不在？有了基金，同一条新闻的意思变成：下个季度分红要涨。技术进步由此从威胁变成盼头——整个社会对技术的心态，就系在这一根管道上。
这并非空想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把石油收入放进永久基金，给全州居民按年分红，连新生儿也有一份，已经运转四十多年；挪威把北海石油做成主权基金，治理成熟，举世公认。石油能这样办，人类文明的积淀这座大得多的矿，没有理由不能。
这里有一个最难的问题：这样一支基金，岂不是最大的一座收费站？谁管它，谁就握着亿万人的生计；章程管得住看守的人吗？老实说，章程是纸。真正靠得住的东西，其实藏在设计本身里：人人有份这四个字，就是最好的防线。政治学里有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：凡是人人有份的福利，谁也不敢动；凡是只给一部分人的救济，说砍就砍——因为动人人有份的东西，等于同时得罪所有人。阿拉斯加四十多年里，打过分红主意的政客，下场都一样：谁碰，谁下台。所以人人有份、按人头、明白无误地按季到账，这三条不是出于公平的洁癖，是出于防御的考虑：亿万个领分红的人，就是这支基金最尽职的看守。此外再加两道保险：基金设数支并立，互相盯防，不许归成一家；每一笔大账，都要能讲到一个人听得懂、并且敢于签字负责的程度——这是谈语言时立下的规矩。最后仍要说一句冷静话：基金是权力，权力没有关得死的笼子。这套设计的目标不是保证它永不腐化——无人能保证——是让它变坏的速度，慢过社会发现并纠正的速度。制度能做到的，至多是这个；而做到这个，已经够了。
把生存从比赛里拿出来
分红解决的是钱的来路，可还有一件事比发钱更根本。前面谈时间的时候有一个结论：内卷之所以是牢笼，不在竞争激烈，而在生存与位次被捆在一起——房子、学校、医院都成了排位赛的奖品，输了比赛就是坠落，所以无人敢退。当时说，办法留到谈社会重建时讲。办法就是一句话：把基本的生存，从比赛里拿出来。
基本的住房、医疗、教育与生活所需，由公共保证，人人都有，不凭竞争——这一层，可以叫地板。地板之上，市场照旧：想住更好的房子、过更讲究的日子，请到市场上去挣，没有人拦着。这种底下保住、上面放开的分法，中国人早有直觉：井田制公田私田并存，常平仓丰年收储、荒年平粜——保底的归保底，逐利的归逐利，这份分寸感是很老的。
一定会有人问两个问题，而且人人都会问这两个：养得起吗？会不会养出懒汉？有意思的是，这两个问题恰恰都被人工智能自己回答了。先看养得起。地板从前铺不起，不是不想铺，是人力太贵：盖房要人，看病要人，教书要人。如今这些成本正被机器一路压低——机器带来的丰裕，头一件该办的事，不正是让人不必再为活命而赛跑吗？再看养懒汉。上卷用了一整章讨论人在不愁吃穿之后会怎样，结论不再重复；这里只请读者分辨一件事：一个靠“不敢停”来维持勤奋的社会，维持的并不是勤奋，是恐惧。还有一层：地板给人的不只是保障，更是说“不”的资格。只有当输掉比赛不再等于失去活路，“我不参加了”才可能是真话；而只要人人都真的可以退出，比赛就再也强迫不了任何人。
创新靠什么活着
到这里，关心经济的读者应当已经攒了一肚子疑问：又是分红，又是地板，听起来像大锅饭——谁还奋斗，谁还创新？这个问题得正面回答，而且先把话说死：市场保留，价格保留，利润保留；私人办企业、发大财的自由，一个字不动。要动的只有一处，而看清这一处，要借一位十九世纪经济学家的眼睛。
亨利·乔治当年被一个现象困住：技术进步这样快，贫困为何不减？他的答案是，进步的果实被一样东西悄悄吸走了——地租。地主不劳动，不发明，只因占着位置，城市越繁荣，他的租金越高。乔治的药方由此而来：对劳动所得轻税，对占位所得重税。一句话，挣的归己，占的归公。
把这把尺子拿到今天，正好量出要害。人工智能经济里同样有两种钱。一种是创新挣来的：研发出新药，训练出更好的模型，写出好作品——这钱该挣，该发大财。另一种是占位收来的：占住算力的枢纽、模型的入口，人人办事都要打门前过，伸手抽成——今天开发者交给应用商店的那三成，就是现成的例子。这与地租同构：不创造，只收过路费，还压得后来者起不来。规矩因此可以定得清爽。创新之利，限期归创新者：专利期内，超额利润分文不少；期满之后，成果进入公域，后续收益并入全民基金——允许靠创新发财，不允许把一次创新变成收一万年的过路费。税基随之搬家：劳动所得轻税乃至免税——到了这个时代还向人的辛苦收钱，说不过去；占位之租，重税。至于最要紧的几处位置——基础模型，算力网络，身份与支付的底层——干脆按水电的办法管：接入平等，定价受审，不许给自家开后门。水和电这样管了一百年，天没有塌。
还剩一问：专利到期即归公，创新的劲头会不会泄？这里有一笔常被遗忘的历史资产。科学这一行靠荣誉运转了三百年：牛顿没有为微积分收过专利费，爱因斯坦没有向用相对论的人抽过成，可科学从不缺拼命的人，因为这个共同体发的是另一种工资——承认，名望，不朽。眼前的例子更近：开源软件，全世界的程序员分文不取，写出了互联网的半壁江山。这说明人类手里一直有两套激励：一套用钱，一套用荣誉与热爱；后一套之所以退居次要，是因为多数人还在为生计发愁——地板铺好之后，它自会重新运转起来。《礼记》里有一句话，把这种状态写尽了：“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”人恨的是有力气没处使；至于出力，不必非为自己。
权利靠什么保住
经济说完，轮到政治。因为以上画的一切，都悬着一个更冷的问题：凭什么相信，权力会允许这些发生？
先要面对一个不太中听的历史事实：权利从来不是讲道理讲出来的，是拿筹码换出来的。普选权跟在征兵制后面普及——国家要人上战场，就得给人选票；劳动法跟在罢工后面出现——工厂离了工人转不动，资方才肯谈八小时；美国革命喊“无代表，不纳税”，次序值得注意：先是王室需要税，然后才有代表权。规律很清楚：掌权者让步，通常不是被说服，是被需要。
现在接上上卷的结论，就会看到一件文明史上未曾有过的事。人工智能正在同时抽走普通人的三种筹码：生产上，劳动不再不可或缺；强制上，执行不再依赖人数；财政上，税源不再出自工资。以往的历史，都是人先变得被需要，然后拿到权利；这一次，是人先失去被需要，而权利还挂在墙上。挂着的东西，是会被摘走的。
那么怎么办？最直接的想法是：趁筹码尚未散尽，把最要紧的几条写进最难修改的地方——人对机器的最终决定权，分红的份额，机器系统的可查与可停。这个想法对了一半。对的一半是：确实要写，而且要趁早。错的一半，藏在一个天真的想象里——仿佛条文自己有力量。宪法靠什么生效？并不靠人们敬畏它，靠的是掌权者互相盯着：法院敢拦行政，因为军队不归行政一家；政客紧盯对手是否违宪，因为“违宪”是扳倒对手最称手的武器。说到底，条文的作用是给互相较劲的各方划一条公共的线——谁越线，人人看得见，而且人人知道人人看见了。所以纸要生效，有一个前提：权力必须是复数的；权力若归于一手，宪法便只是墙上的装饰。前面谈政治时说过，这个时代最大的赌注是权力归一还是归多；话到此处可以说满：不许任何东西归一——算力不归一家，模型不止一系，基金设成数支，协议保持多套——这不是未来宪法的条款之一，这是让其余一切条款得以生效的那个条件。
再往深处问一层：筹码散尽之后，复数的权力还会护着无筹码的人吗？把图景画准，能救回两样真实的东西。第一样，筹码不是一夜散尽的，是几十年慢慢流失的；漫长的中途，多数人手里始终有筹码，只是越来越少。写进宪法的条文，在这段岁月里是真有用的：线画在那里，每一次越线都被看见，都要付代价，尚有余力的多数，每一次都能聚起来抵抗——条文买不来永远，但它把悄无声息的侵蚀，变成一次一次明面上的冲撞，这就争取了时间。第二样，筹码不是人人同步散尽的：维持系统运转的少数人——工程师，维护者，安保，体系内关键位置上的执行者——筹码不降反升。历史上革命的成败，常在士兵开不开枪；往后制度的存亡，同样要看关键位置上的人，肯不肯按下去。
合起来看，无筹码时代的权利，实际靠四样东西支撑：复数的权力互相牵制；多数人手中渐薄但未散尽的筹码；关键少数不肯作恶的良知；以及条文本身，作为人人可见的信号。这四样，单独哪一样都不够；合在一起，也只能说有指望，说不上有保证。这句话必须原样写下：历史上没有过无用之人保住权利的先例，这是在为一个没有先例的处境做设计；假装十拿九稳，便是欺骗。
由此浮出一个结论，它也许会让熟悉政治学的读者皱眉。现代政治学三百年的一件大事，是把德性从政治设计里请出去：休谟说，设计制度时应当把每个人都预设为无赖——让无赖互相牵制，便不必指望圣贤。这套思路过去很成功，可是它的成功有一个未曾言明的前提：无赖们互相需要——要兵源，要税收，要劳力，谁也离不开谁，牵制才有力量。人工智能抽走的，恰恰是这个前提。所以结论不是退回去指望明君——那是灾难——是一个冷静的结构判断：制度的功能，从来是降低政治对德性的依赖，但从未降到零；过去几百年，这份依赖被压到历史最低；往后，它要回升了。孟子两千年前把这话说尽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仅有善心成不了政治；仅有法条，它自己走不动。中国人争了几百年，治国靠制度还是靠贤能，答案从来不是二选一，是分工：平常年月，制度当值，省着德性用；制度自己走不动的关口，要有人凭良知把门顶住。这道门从前很少被推到，往后会经常被推到。由此回望本书前面的那些章——良知如何练，德如何立，人如何在关系中成人——它们显出另一重身份：那不是制度旁边的修身闲笔，是无筹码时代政治工程的一部分。关键位置上将来站着什么样的人，就是那部宪法的最后一行；而什么样的人会站上去，是教出来的。教育的分量，要到这里才看得完全。
快的机器，慢的人
治理还剩一个技术难题。机器做决定，一秒万次；人类商量，一月一事。硬比速度，人必输，出路只有分工：定方向的事归人——什么算好，底线在哪，往哪里去——由慢的人类审议；执行的事归机器，随它多快。审议的形式，值得认真考虑抽签这个老办法的新用场：从普通公民中抽签组成议事团，专责方向性的裁决。这并非书生之见，爱尔兰实践过：堕胎这样最撕裂的议题，抽签产生的普通人听证数月，拿出的方案反而比职业政客的更能服众。抽签还有一层深意：它预设每一个公民都配得上审议——这正是继承人三个字在政治上的意思。
不过，这套分工有一个天生的弱点，必须写在明处：手段会从三条路架空目的。其一，先斩后奏——机器按机器的速度行事，待人类议毕，事已办成，商量沦为追认。其二，递送选项——审议所依据的方案、简报、推演，皆由快的一方备好；人保留着在几个方案中挑选的庄严权利，可是拟方案的一方，才在实际上做了决定。其三最隐蔽，指标的偷换——人定下的目标是公平、是安全，交付执行前须译成可计算的指标，而指标与本意之间总有缝隙，优化的压力专往缝里去：表面上分毫不差地执行了目标，实际上悄悄换掉了目标。三条都有对策：大事设强制的冷静期；方案必须复数，且必含由人亲拟的一套；指标须可争议，并定期由人重审。但应当诚实：这些是减速带，不是根治。人与机器之间的这条线，不是砌一次就完的墙，是一道天天要巡的堤。
从这里到那里
图纸画完，还须说路。路不是革命，是斜坡：分红自小额起步，随生产率逐年上调；地板逐块铺设，先医疗教育，后住房；专利与税制的改革按届推进。每一步可回头，每一步可查账。急不得——谈时间的时候说过，有些事快不得，改造一个社会，排在头一个。
国际这一层必须说老实话。一国独行，行不行？分开答。有几件事一国便能做，且不怕资本外逃：铺地板，建基金，管收费站——因为课的收的，都是本国市场里的位置，而位置跑不掉，这正是乔治那套办法最实用之处。另有几件一国做不了：算力的军备，各国互相压税，模型的扩散——这些属于谈国际秩序时的那个困局，不在此处假装解决。
两千年前的一段话
值得重读一段古文。《礼记·礼运》：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……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……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”
两千年来，这段话被当作一个美好而做不到的梦。可是拿这一章讲过的东西对照着重读，会读出完全不同的味道。“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”——物产多到不必私藏，这是丰裕；“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”——人恨力气没处使，出力却不为私利，这是荣誉那一套激励；“皆有所养”，是地板；“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，是上一章的社群。孔子讲完这段话，叹了一句：“吾未之逮也”——我赶不上了。他赶不上，不是古人不够好，是种地打的粮食，养不起天下为公。而条件，恰恰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到账。所以大同从来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，是分不分得对的问题：同一份丰裕，可以流进少数账户，也可以流成所有人的遗产。这一章画的全部图纸，说到底，只是把这道选择题端正地摆上桌面。
读到这里，也许仍有人觉得：这些事太大，与我无关。其实有关。制度的窗口能开多久，看风向；而风向，是亿万普通人对“什么算公道”的直觉，一点一点汇出来的。不必会设计基金，也不必读得懂宪法条文，只需要做到一件小事：在饭桌上，在投票处，在转发一条新闻的那一刻，分得清两种说法——“国家养你”，是一种说法；“这里面本来就有你的份”，是另一种说法。这个分别看着小，却决定一切。说到底，你把自己当什么，制度最后就把你当什么。